新与旧的交替，以不可抑制的方式陆续出现在胶州湾东岸。

从1898年春天开始，德国林业专家在“青岛新城”周边的山上栽植了大约10公顷阔叶树，种类包括栗树、国槐、日本和山东橡树，以及一些针叶树、日本柳杉、柏和松。为了能尽快用自培树苗取代价值昂贵的日本树苗，以应对严重妨碍道路与房屋建设的水土流失状况，当局还在新命名的伊尔梯斯山下建立了一座树种园和苗圃，以方便进行小规模的树木试种。在引入的树种中，洋槐和法国梧桐得地利之势，繁衍最快，最终在青岛获得大量种植，并形成特色。

(资料图片)

1899年夏天胶州湾少雨，7月1日至9月30日这段时间，整个降雨量只有269毫米多一点，比前一年同期的591毫米减弱了很多。空气湿度也下降了，潮湿日子的减少，便利了“青岛新城”开发的实施。

这一年的9月23日，一条从“青岛新城”出发通向济南府的铁路，开始动工修建。德国海因里希亲王在栈桥西边的一块空地上，主持了铁路的开工典礼。三个月前，德国14家银行共同出资5400万马克组建了一个投资联合体，掌控新成立的山东铁路公司的建设。山东铁路公司被明确的任务是：将该铁路在五年内修好并付诸营运，以将山东北部的煤炭产地，以及青岛与济南府之间最重要的城镇紧密联接起来。

这一年的10月，胡存约居住的上青岛村的全部土地，被当局“出于卫生考虑”征购，并迅速平毁了地上的建筑物。胡存约之前的全部生活凭证，一夜之间消失殆尽。胡存约在上青岛村的大部分乡亲，被迁移到离规划中的“青岛新城”之外很远的地方。而最终能够落脚在华人新聚居区台东镇的家庭，寥寥无几。台东镇设置在“青岛新城”通往沧口的崎岖道路的东面，靠近杨家村。政府在那里建造了一些整齐排列的集中居住平房，并设置了宽敞的通风空地和道路，以避免火灾和传染病的传播。

出于同一原因，青岛口西北的大鲍岛村也开始拆除，并随即在这个村庄的所在地，规划了住房的建筑施工计划。从1898年完成的规划图上看，大鲍岛的街道布局像台东镇一样横平竖直，中间不同地块被逐一标注了街区数字，以供购买者识别。被拆除了旧房子的大鲍岛土地，很快就有了第一批买主。

20世纪初的大鲍岛市场。

1900年春天之后，青岛火车站的主体建筑，作为青岛新城无与伦比的崛起象征，逐渐出现在胶州湾的东岸。从火车站工地的施工脚手架上向东北方向眺望，新城市的营建现场清晰可见。1901年4月，从栈桥西边始发的蒸汽机车通至胶州。到当年秋后寒冷日近的时候，青岛火车站竣工……

建成初期的青岛火车站。

城市开始了

1900年的12月1日，《青岛官报》第一年第22号第一版上，大德管理地亩局用中文刊登了一则土地拍卖告示，云1900年11月29日朱子兴禀称拟买大鲍岛西、铁路东南、工部局西南第r号第五块地，共计5472米打（德占时期的土地计量单位），价洋4377.6元。兹定于12月14日在局拍卖，如有亦欲买者，限于12月7日到局投禀，届时同赴本局面议可也。朱子兴志在必得的地块，是华人区与欧洲区临近区域，距离胶济铁路青岛火车站不远。周边后来陆续修建了山西街、直隶街、河南街等道路。

天津人朱子兴购买土地的这个财政年度，也就是1900年10月1日至1901年9月30日，租借地地亩局总共卖出了17.9196万平方米的土地，价值18.1706万银元。华人市区大鲍岛，求购者最为踊跃。对这一现象，同年的政府报告说，那里几乎所有用于建筑的地皮均已售罄。中国商人“积极参与购置土地的情况尤其引人注目”。

这一年，“青岛新城”土地的买主有42名欧人和83名华人，比例关系恰好是二比一。朱子兴仅仅是这83名华人购买者中间的一个，而同期活跃在大鲍岛的华商，要远远超过同一年度华人土地买主的数倍。他们中间操持着不同口音的一些人，即将脱颖而出。

进入到1900年代之后，城市化的扩散效能很快显现，口口相传的南北华人投资移民被吸引到租借地，大鲍岛华人区的人口获得了爆发式增长，有限的土地很快售罄，建筑数量与日俱增。

据1900年10月到1901年10月的年度统计，建筑管理部门批准了青岛区和大鲍岛区的367幢楼房建筑计划，其中有234幢二层的商住两用房属于华人业主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财政年度中，“青岛新城”核心区有接近64%的房屋是华人出资建造的。这些房屋的绝大部分，都建在了大鲍岛中国城。

20世纪初的大鲍岛。

不平等的起跑线

同为德国租借地的居民，华人原住民、欧洲移民、华人移民的法律地位，并不相同。尽管1898年的《胶澳租借条约》中有“租地界内华民，如能安分并不犯法，仍可随意居住，德国自应一体保护”的规定，并且因为1901年“中国商人和手工业者涌入的势头尤为踊跃”，导致德国当局在年度报告中重申，“坚持迄今遵循的有保留的原则，只在公共秩序和安全要求方面对华人和欧人有所限制，在其他方面则使之享有充分的活动自由”，但这也恰好证明了青岛的欧洲商人与华商作为两个不同的族群，从一开始就不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。

在整个1900年代的十年，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。

鉴于德国青岛租借地早期“华洋分治”的种群等级规则的限制，欧美商人与华商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群体，前者以居住在青岛区的建筑商希姆森和祥福洋行为代表，后者则以活动在大鲍岛区的杂货商傅炳昭和祥泰号为标志。青岛区和大鲍岛区之间，最初以一条不易通行的自然冲沟为界限。一些洋行的买办，如丁敬臣、隋石卿办公在青岛区，居住却只能在大鲍岛区，直到十多年后德国总督府以法律形式撤销限制。

1899年3月，德国总督府颁布《公举参议督署董事章程》，吸纳华商参与。并依托中华商务公所，处理关系华商的日常事务。这两者的关系，被描述为在举行督署会议的时候，“总督亦可召集他人协同参议，即如中华商务公所各董。”这意思就是，讨论和华商相关事务的时候，可以叫你来，可以让你发表意见，其他就没你什么事了。即便是华商发表了意见，采纳与否，如何实施，华商依然没有制约的权力。

族群的等级划分与实质上的割裂，是缺乏信任的显著表现。总督府在1899年10月编制的年度《胶澳发展备忘录》中的表述，就更露骨：“业已吸收部分华人参加一些合适的行政管理工作，这样做自然要小心谨慎。”谨慎做法所隐含的防御性警惕，不言而喻。

但对初来乍到的华商来说，好消息还是有的，比如在1900年7月7日创刊的《青岛官报》第一版上，《拟定德属之境分内外两界详细章程》就是以德文与中文两种文字并列刊登的。总督府方面相信，这将“有助于中国民众进一步接近德国当局”。

三江会馆议事厅。

在“青岛新城”开发的前两年，租借地的土地销售表现良好，这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。到1899年9月中旬为止，青岛总督府总共出售了面积为189920.8万平方米的土地，约合20.8公顷，总共收入16.1921万银元。一年后，新增加的土地销售面积为9.0959万平方米，价值8.0809万银元。

两年算下来，德国青岛总督府出售的土地，已经远远超过了英国在香港岛8000万平方米的开发面积。尽管在实际开发规模与繁荣程度上，两者还不可同日而语。

捷足先登的战先五

最早进入大鲍岛经营土特产商号的投资移民，似乎是掖县人战先五。一份出口商号历史沿革清册显示，其贩运生果、生米、生油的合和栈的成立时间，为光绪二十三年，也就是1897年。是年11月胶州湾事件才发生，租借地的法律地位尚未确定，掖县战氏不太可能在其后两个月就抵达青岛，并立刻开展贸易活动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包括战先五在内的掖县战氏家族，很快就联手在大鲍岛着手进行了商业投资，如属于战庆云的高密街玉春号。

战先五之后，经营羊毛、牛皮出口的源生泰在1901年成立。同年，经营生果、生米、生油的永和成开业。主营盐牛肠、干牛皮、杂皮的悦来公司，则在1902年完成组建。

几年间，围绕着大鲍岛中国城，烟台泰生东，诸城县天祥永投资的天丰永，掖县人徐秩卿开办的恒升和，胡琴堂持有的义源永，广东新会人黄尧山和黄鲲予开设的广合兴，以及协昌福、瑞记、福聚栈、恒祥号、通聚成、景昌隆、广有隆、同顺昌、永春茂、永升馆等华人商号一一设立，在数量上快速超过了青岛区内的欧美洋行，并逐渐提升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紧密度，形成了初始意义上的融合。

洋行与华商之间的诉讼，随之出现。在1903年6月古成章控告大鲍岛永春茂商号的张泽珂、张春欠款逃逸之后三个月，罗达利洋行也起诉了李村商人张泽珂，要求其支付银元1055.55元货款，另加6%的利息，计算时间自1903年1月19日开始。青岛的德国皇家审判厅要求被告人在1903年10月1日星期四上午八点出庭，如不遵从，即使本人不到场，判决依然进行。同一时间，华商包工人乔令秀控告德商色瓦改欠洋银2535.5元，也准备上法庭讨还。

据德国建筑商希姆森在晚年回忆，德国总督叶什克与特鲁泊都曾致力于青岛平民社会的发展，而伴随着“青岛新城”建设的不断完善，德国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得到改善。双方对彼此的了解不断加深，德国洋行在德文名称的下面会写上中文行号，许多中国商店也开始挂出德语标牌。

1903年1月5日的青岛，发生了两件不相干的事。一件事是，23岁的屠宰场车间管理员舒茨和21岁的玛塔，被德国户籍官冈特宣布结婚。另一件事是，青岛总督签署了一份文件，宣布从1903年1月15日起，整个德国租借地开始使用东经120度的格林威治时间。与之相应，每天中午升起的报时球，比1月15日之前执行的时间，要晚1分钟又13秒。

对大鲍岛几乎所有的华商来说，新的格林威治时间与旧的格林威治时间的区别，远远不及一碗小米稀饭来得实在。

一个意义重大的标志

以大鲍岛为地理中心，当各地的移民商人达到了足够大的规模时，成立自治组织的需要，逐步显现出来。华商开始尝试在传统商帮的基础上，依照移入地域成立同乡会馆，组成更紧密的区域利益联盟。

以山东商人群体为肇始，齐燕会馆、三江会馆和广东会馆相继建立，通称“三帮会馆”。租借地方面对这些有利于促进商业发达的社团，并不加以干涉，甚至乐观其成。而1901年齐燕会馆甫一成立，即建立起“与鲁东方面的银行业务”，这使行政当局更感欣慰，并通过年度备忘录报告给了柏林。1907年5月，德国总督和山东巡抚杨士骧出席了“造型辉煌”的三江会馆的落成典礼，这被视为青岛“中国商界意义日增的重要标志”。

对不同籍贯背景的旅青华商来说，“三帮会馆”的成立，搭建了一个租借地官商之间、欧洲商人与华商之间、不同商帮之间的沟通平台，也加固了各个商帮的凝聚力。作为民间同乡会组织，会馆在城市开发早期商业、文化、教育、慈善上的贡献显著，成为移民的情感和经济联系纽带。三帮会馆的应运而生，凸显了青岛商业移民的广泛性。这在新城文化元素的构成上，意义重大。差异性与陌生化，使得南北交融的可能性，成为必须。

作为财富繁衍的早期获益者，各个会馆的发起人借机脱颖而出，扮演起商帮利益的代言人的角色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变，也是一次新的势力划分。从出现在“青岛新城”之后，这些离乡背井的移民创业者，第一次在他乡打开了“落叶归根”的通道。

从山东会馆演变出来的齐燕会馆，主要发起人是傅炳昭与朱子兴。

来自山东黄县的傅炳昭，是最早一批进入大鲍岛试水的华商，也是最早持有大鲍岛房产的华人投资者，其经营的祥泰号洋广杂货行，开设在山东街。从1900年开始，连通欧洲区的山东街就是大鲍岛最重要的商业街道，第一批移民华商的落脚点，多也在此。傅炳昭的祥泰号，宛若一盏照耀着中国城的信号灯，引领着新近到达的华商掸去一路尘土，在陌生的城域建立起创业信心。

不论是不是有意为之，在相当意义上，傅炳昭与朱子兴都可以说是大鲍岛兴旺的奠基者。从开发伊始，傅炳昭就相继购买了几块土地，用以建筑房屋。1901年5月24日，其曾申请在大鲍岛古大成已购地块的南面，购买一块1794米打的地皮；1901年6月6日，其又申请在大鲍岛山东路西边购买一块1324米打的地皮，20天之后，他再次申请购买大鲍岛沂州街的一方地皮。傅炳昭下一次购地，发生在当年7月，地点同样是大鲍岛。不到两个月时间，傅炳昭连续参加了四次土地拍卖，面积超过4000米打，购买力不可谓不强，对大鲍岛发达的预期不可谓不大。这些华人参与的土地拍卖消息，都以中文告示的形式，刊登在每周出版的《青岛官报》上。

朱子兴直隶天津籍，经营成通号木煤行，设址大鲍岛山西街。其同样是抢先参与大鲍岛土地拍卖的华商。在傅炳昭1901年6月6日申请购买山东路西边地皮一周后，朱子兴也在山东路东边购入了一方地皮。之前在1900年的12月，他已在大鲍岛购买过5472米打的第r号第五块地。

1903年7月11日出版的一期《青岛官报》，曾刊登过青岛副案察司的传票，称“兹据朱子兴呈控徐鸿洲欠煤价洋银一百零四元六角五分一案，被告前在包岛驶舢舨为生，现无下落，无处可传，是以登此传票，宣传被告徐鸿洲准于德八月十一日早十点钟到案听讯。”而类似的华商财产纠纷诉讼，进入到1902年之后，已频繁出现。这也在部分意义上将具有协调功能的同乡会馆的现实需要，提升到了一个势在必行的位置。

三江会馆由苏浙皖赣同乡会组成，浙江豀县人周宝山与江苏江都人丁敬臣，为活跃分子。周宝山为周锐记杂货行经理，设址大鲍岛芝罘街；丁敬臣为丁敬记进出口行经理，设址大鲍岛山东街。

广东会馆的为首者，则是香山籍古成章，经营成通号木煤行与大成栈号洋广杂货行，分别设址大鲍岛山西街与潍县街。根据1901年3月2日《青岛官报》的记录，一周之前他申请参与了大鲍岛沂州街一块1934米打地皮的拍卖。地亩局告示中地块申请人的名字，为古大成。而关于古大成的片段资讯，还包括其在1903年6月控告在大鲍岛经营永春茂商号的张泽珂、张春欠款逃逸。

伴随着大鲍岛华商的不断聚集，以这些头面人物为中心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，在城市各种商业活动中的溢出效应，显现的愈来愈充分。而这也为彼此的你争我夺，埋下了伏笔。

十二个华商领袖

从会馆与大鲍岛两个紧密联系的观察点出发，可以发现两个有意味的现象，这实质上可以成为定义这一时期华商和华商组织的钥匙：

第一是华人资本崛起的不可抑制。因为华洋分治的法律限制，拓业早期的华人商业几乎全部聚集在大鲍岛中国城，这导致了这一区域以行政当局不可预料的方式飞速发展，几年之内，地理扩张不断发生，导致欧洲区与大鲍岛区的界限愈来愈模糊，最终不得不以紧密联系的建筑物为阻隔，形成人为的屏障。

第二是华人社团组织缺乏公共意识的原始形态。早期华商移民的联系纽带，以地域、行业，以及与洋行资本的紧密度为重要依托，三帮会馆部分去除了不同商帮的狭隘性，却并未完成公共意义上社会责任整合，这便导致了在事务协调中公平性的先天不足。而以同乡会馆等可见社团形态搭建起的资源构架以及势力范围，不免会在不经意间触发利益纷争。这个时候，由于会馆公信力的匮乏，在效果上往往使解决争端的努力大打折扣。

1902年4月，德国总督府设立中华商务公局，推举傅炳昭、董永生、王作谟、梁云浦、金香孙、严德祥、徐锡三、邱六斋、朱子兴、张少坡、柴竹荪、李承恩12人为董事，参与华商事务管理。这12人中，山东籍六人，外省及洋行帮办各三人。同年4月15日颁布的《暂行设立中华商务公局章程》明确，中华商务公局“以调解商业纠纷，商酌总督所行华人事宜，辅助其市政管理”为主要职责。

12人华商领袖作为族群代表的出现，实质上是“总督府为咨询华人事务和为参与对华人城镇的管理”进行的一次制度试验。其任务主要有：统计市内华人居住的房屋，参与调解华人在贸易事务方面和继承权问题上的纠纷争执，总督府就经济性质的问题和关系到社会福利设施方面的问题，在华人中进行咨询。当局倾向于认为，这样“不但能期望更顺利地解决有华人参与的个别事务，而且可望促进保护区华人对当局的信任，从而加快经济发展。如果组成这个委员会的试验成功，保护区行政管理当局就可以得到宝贵的助手。”

从“青岛新城”的运转看，德国总督府在1902年建立中华商务公局，本质上是一种稳定社会运转的现实需要。根据同年9月的人口统计，“青岛新城”除驻军外，计有欧洲人688人，华人14905人。而在20世纪的黎明时分，以大鲍岛为地理核心，华人商业近乎不可预知地爆发式增长，已初露端倪。

作为权益保护平台与利益平衡工具，中华商务公局可谓应运而生。这是青岛租借地时期，本地最重要的华人商会机构，在华商利益的维护与文化传承上，贡献良多。期间，作为自治组织的台东镇商务会，也在相关区域开展了相应活动。遗憾的是，由于资料的匮乏，中华商务公局的12名创始董事中，除了傅炳昭、徐锡三、朱子兴，多数人的身世经历都难以寻觅，这让后人对华商在这段开拓性历程中群体性作为的勘察，失去了更生动的参照。（李明）

青岛日报2023年5月27日6版